陈霞 罗启权:翻译型的研究家与研究型的翻译家(2)
费希特的知识学体系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两个部分,前者的对象是理论理性,而后者的对象则是实践理性,理论理性是实践理性的前提,实践理性却高于理论理性。理论是为行动做准备的。费希特的“自我”不仅在认识着自由,也在行动中追求着自由。“自我”通过克服“非我”的行动而作用于“非我”、改造“非我”,因而必然要进入到伦理、道德、历史、法权等领域,通过改造这些领域使自由成为现实。费希特希望建立一个能实现和保护自由的理性王国。个人为了获得自由,首先得认识到自我是有限理性存在者,而他者则是作为自由地合乎目的的非我的有限理性存在者,理性存在者之间必须彼此承认地交往,即过社会生活,因此自我必须给他人以自由。给他人自由就得对自己有所限定。这样的相互限定和制约不仅是理性的和道德的,更是实在的和法治的,目标是为了确立平等协作关系。共同体的维护不是依靠神学和国家的威权,而是所有人都得遵守和承认法权规律。法权规律的基础和根源是“人的理性和经验的自然法权”。这样,声称绝对天理和神意,压迫和不平等地对待臣民的整个封建制度都被费希特宣布为违反自然和理性的。
4.论述学者的使命
经过几十年如一日的翻译与研究并进的实践,梁志学逐渐摸索出关于“翻译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他认同钱锺书的看法,即翻译应该以“入于化境”为理想目标,并进一步指出,现实的翻译总会存在一些“讹”的缺陷,但是在不免有“讹”而又有可能日益臻于“化”境的矛盾的无限进展过程中,总是可以从个别性达到普遍性,总结出一些翻译的规律,从而使得译作不断接近原作。要想翻译好原作,就既不能走向片面追求意译的自由翻译,也不能固守唯直译是求的机械翻译,而应该同时兼顾“神”“意”“形”。其中,评判翻译作品好坏的最重要标准为“信”,即“语词语义、修辞色彩、句法逻辑、句法结构、行文风格和艺术形象”,这事实上已经包含了“达”和“雅”。翻译活动离不开理解活动。高水平的学术翻译或高创造性翻译,绝不仅仅是机器式的语词对译,还需要对原语言所处的文化系统的整体理解,既需要对著作本身的思想有准确领会,还需要对自己的本土语言和学术有充分的掌握。所以,译本应该被视为原著作者和翻译者共同完成的作品,翻译者在某种意义上是翻译作品的共同创作者。因此,他提出了建立翻译学的两个大方向:一是求助于创造性的想象力;二是吸收系统科学和符号学的成果,以辩证法的观点探讨作为反映过程和表现过程的翻译工作。
梁存秀(1931—2018),笔名梁志学,是我国著名的德国哲学翻译家、研究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1960年以后,曾担任《哲学译丛》责任编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自然辩证法》常务副主编,主持翻译并出版多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并撰有相关的研究专著。梁志学先生既是翻译型的研究家,也是研究型的翻译家。他为人极具学者风骨,为学满怀热忱,为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突出贡献。
梁志学在翻译与研究之间来回穿梭、不断往复、互融互动,以翻译加深研究,以研究促进翻译。通过三部研究费希特的专著,以及《〈自由的体系——费希特哲学读本〉导言》《从全球化看费希特的历史哲学》等文章,他深刻地阐明了费希特不仅仅是德国唯心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一个中间环节,其思想也自成体系,具有独立地位。
费希特哲学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梁志学历时20年对这个体系进行翻译和研究,仅《费希特著作选集》就耗时15年。在翻译的基础上,梁志学对费希特哲学进行了系统梳理。费希特的自由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是关于“自我”的学说,而以“自我设定自我”为初始命题的知识学,是推导费希特整个哲学体系的公理。在认识论上,费希特反对康德设定的物自体,用作为本原行动的自我摆脱康德自在之物的束缚,确立起主体和自我意识对客体和实体的绝对自由。
所有的人都应有真理感,但仅仅有真理感还不够,还必须予以阐明、检验和澄清,而这正是学者的任务。学者不仅看到眼前,同时也看到将来;他不仅立足当下,也思考人类应该去往哪里。学者的使命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并为社会而存在。因此,学者特别担负着这样一个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和传授技能。学者在一切文化方面都应当比其他阶层走在前面。由于摆在学者面前的目标往往是遥远的,他应该达到的那个崇高境界通常仅仅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所以“学者有理由成为最谦虚的人”。学者影响着社会,而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是自由的,所以学者只能用知识和道德影响社会。学者应当成为他那个时代最有道德的人,他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
文章来源:《自然辩证法研究》 网址: http://www.zrbzfyjzz.cn/zonghexinwen/2022/0711/6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