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开生面第一篇八十年代中国的科学哲学与思想(3)
(五)处理好两个关系:论文内容与“中国特色”的政治的关系,论文内容与逝去的和健在的当事人的关系。
由于我本人是80年代中国科学哲学发展和思想解放运动的见证人和当事人,因此我也提醒彤宇注意我本人撰写的有关信息报导*李醒民、黄亚萍:《记托马斯·库恩科学哲学讨论会》,《自然辩证法通讯》,第4卷(1982),第2期,第77—79页。李醒民、黄亚萍:《记第三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自然辩证法通讯》,第5卷(1983),第6期,第72—75页。关钟、扈丁(李醒民):《全国首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简介》,《自然辩证法通讯》,第6卷(1984),第6期,第75—76页。李醒民:《第四届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在京举行》,《自然辩证法通讯》,第8卷(1986),第1期,第74—75页。李醒民:《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1卷(1989),第1期,第75—77页。以及有关回忆和评论*李醒民:《〈科学的精神与价值〉跋》,出自《科学的精神与价值》,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502—519页。李醒民:《在思想解放的漩涡中——我的硕士论文的写作经过和多舛命运》,《学术界》,2003年第3期,第224—233页;李醒民:《中国现代科学思潮》,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329—351页。,以便了解和感受当时的社会背景、学术语境、思想动态,体验当时学人的心迹。一方面,要像人类学研究者做田野调查那样,置身于80年代科学哲学诸共同体,移情于当时的学人和学子,察它们之所行,想他们之所想;另一方面,要站在他们之上和之外,俯视之、纵观之、细查之、慎思之,明辨之,得出自己比较客观、比较恰当的看法和结论。
为了使彤宇尽早熟悉课题的语境,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和调查技巧,我在2008年1月22日告诉他:在开学后可以先就“《自然辩证法通讯》创刊前后”做调查研究,可以查阅档案,搜集文字资料,进行学术访谈。在此基础上再多看一些背景资料,深入思考后撰写一篇论文,在暑假前交稿。若质量不错,可以作为纪念《自然辩证法通讯》创刊30周年的系列文章之一,也是博士论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彤宇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后来以同名论文*李彤宇:《〈自然辩证法通讯〉创刊前后》,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30卷(2008),第6期,第86—94页。发表。这次学术操练,使彤宇掌握了做好博士论文的有效方法——这是一个良好的起点和坚实的基础。
通过这次“练兵”,彤宇很快进入角色,是年年底全面铺开研究工作。我在12月3日提示他注意科学哲学的翻译、引进、消化、吸收和对外交流(包括港、澳、台)诸环节,学者自主研究状况(包括自然辩证法研究传统的范式转换),科学哲学与政治和教条的意识形态,几次重要的论战等等。2009年2月8日,我对彤宇拟定的调查、访谈名单和计划做了修改和补充。同时告知他,在访谈前,要对被访者有所了解和准备,做到胸中有数。根据进展情况,再总结、调整,使访谈效果更满意。另外,将来的写作框架以科学哲学影响思想解放的论题(如科学哲学中的范式论、证实和证伪主义、科学精神气质等思想对教条主义、僵化思想、绝对论、独断论、一元论等等的冲击,多元论、暂定论、有组织的怀疑论、适度相对化思想的兴起和立足)为思想主线。
我心里十分清楚,这个课题有三个难点:一是资料分散、浩繁,既有死的文字资料,也有活的访谈资料,搜罗不易,整理更难;二是面对一大堆杂多的资料,如何从中理出头绪,建构叙述框架,使得形形色色的资料各得其所,各尽所能;三是在沉思前二者的基础上,怎样用一条思想之线贯穿始终,引出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和结论。正是由于这几个难点的存在,彤宇尽管心无旁骛地从事研究,时间也抓得很紧,但是还是难以在三年的读研期间完成论文,于是我建议他延长半年。谁知半年还不够,彤宇主动要求再延长一学期。其间,我向彤宇发去新近发表的几篇相关文章*李醒民:《八十年代中国科学哲学的学术水准——从〈自然辩证法通讯〉个案看》,《自然辩证法通讯》,第30卷(2008),第2期,第102—103页。李醒民:《此情可待成追忆——〈激动人心的年代〉新版自序》,《自然辩证法通讯》,第31卷(2009),第2期,第89—93页。李醒民:《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民主与科学》,2009年第3期,第6—7页。李醒民:《从自然辩证法到科学技术哲学的范式转换》,《民主与科学》,2009年第6期,第22—24页。,希冀对他有所启迪。我在这些文章中写道:
文章来源:《自然辩证法研究》 网址: http://www.zrbzfyjzz.cn/qikandaodu/2021/0712/5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