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形而上学的批判基于巴黎手(5)
不仅对唯物主义如此,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辩证法思想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现代德国的批判专注研究旧世界的内容,拘泥于所批判的材料,对批判的方法却采取完全非批判的态度。“对于我们如何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表面上看来是形式的问题,而实际上是本质的问题,则是完全缺乏认识。”[1]94与此同时,当时的德国理论界如斯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等人对黑格尔辩证法完全无能为力,甚至只能亦步亦趋地模仿和抄袭。因此,马克思才会由此发出如下感慨:“费尔巴哈是惟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克服了旧哲学。”[1]96但是费尔巴哈到底克服了什么样的旧哲学呢?马克思的答案是:黑格尔的哲学,尤其是辩证法。他认为黑格尔辩证法从异化、实体和绝对的、不变的抽象出发,而费尔巴哈是从肯定的东西,即从感觉确定的东西出发。因此,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做这样的解释是一个伟大的功绩。总而言之,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确立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一基本理论原则,进而对黑格尔辩证法作出了革命性的改造。
白纸黑字之间,费尔巴哈的崇高形象在马克思心中矗立,以致于当人们在他若干月之后写就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发现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时,难免会有恍如隔世之感。在该《提纲》第一条,马克思明确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ndliche)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4]499显然,这是他在批评费尔巴哈不懂辩证法,或者说不懂黑格尔的辩证法。因为他没有从主体、从对象性的活动去理解对象、现实和感性。而这与他在《巴黎手稿》中的评价完全不同。
进一步而言,他还否定了费尔巴哈所确立的社会关系原则,认为费尔巴哈所称的“人”是抽象的、孤立的个人,它根本不具备构成现代社会关系原则的要素,因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501。对此,“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1)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2)因此,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4]501。由此,马克思完全否定了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原则或基础。或者说,原来他当初指认的那些原则并不是费尔巴哈的。换言之,费尔巴哈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在社会关系原则和辩证法方面做出了“伟大功绩”。而真正实现这种批判和革命的是他的以人类社会,而非以市民社会为立脚点的新唯物主义。
问题在于:在短短数月时间内,马克思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思想转变呢?答案或许就藏在《巴黎手稿》之中。因此,当回到《巴黎手稿》来解剖这一问题时,从国民经济学批判的视阈来审视费尔巴哈及其辩证法的贡献就成为必要。也就是说,不能仅仅从费尔巴哈来理解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更要从国民经济学批判的视阈来理解费尔巴哈,尤其是他与辩证法的关系。为什么?因为当马克思把费尔巴哈当成“理论武器”来批判国民经济学时,殊不知,在这一批判的过程中,他获得了超越费尔巴哈的理论成果。所以,最后“批判的武器”变成了“武器的批判”。正如当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时,他实际上也同时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两者其实处于同一个过程中。同理,当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方法应用于国民经济学批判时,他实际上也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方法进行了改造。简言之,对于马克思来说,费尔巴哈的方法也好,黑格尔的方法也罢,绝不是一件现成的、上手就可用的理论武器,当将武器付诸于批判时,武器必然也会遭遇批判和改造。
文章来源:《自然辩证法研究》 网址: http://www.zrbzfyjzz.cn/qikandaodu/2021/0430/534.html